申遗成功后，刘晓东带着家人到自己小时候常来的郭守敬观星台下游玩。
如果每个景区头上都有一顶皇冠，那“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无疑是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颗宝石。
8月1日，文物资源“富可敌省”的县级市登封，经过多年的不懈争取，终以““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摘取了这颗宝石。
68万人口的中原小城登封，之前做了什么？之后还会有哪些期盼？
迟到的桂冠
8月1日早晨6点多，透过店门玻璃，刘晓东看到“那些人”又来了。
每天早6点至晚10点，31岁的刘晓东都会守在自己的老北京布鞋店内等待生意上门。他的鞋店坐落在河南登封市告成镇，距周公测景台、郭守敬观星台大约300米。
“那些人”是河南登封市告成镇的工作人员。他们手里拿着气球、鞭炮、锣鼓，这是这个中原小镇每逢喜庆大事时的传统庆祝方式。若申遗成功，他们将在观星台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一个热闹的庆祝仪式。
前一天的这一时刻，他们也来了，但后来又静悄悄地走了。刘晓东说，他当时心里一沉，难道今年又没申报成功？
2009年6月，登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意外被暂缓。这创下了中国申遗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申遗成功的纪录。之前的15年内，中国每年申报成功2项世界遗产。
登封城内，登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吕宏军也在焦急地等待。他负责撰写申遗文本的文化背景部分。去年的意外，有媒体给出的解释是，“天地之中”的概念外国人难以理解，这令他承受了更多的压力。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评审大会今年在巴西举行，与小城登封有几个小时的时差。吕宏军最早获得的信息是：嵩山项目预计将在7月31日凌晨1点多表决。此后，因为程序问题，嵩山的表决被推迟至8月1日凌晨1点左右——这令告成镇的庆祝人员扑了个空，也令刘晓东虚惊一场。
8月1日凌晨2点多，守在央视新闻频道前没有等到消息的吕宏军睡下。他把闹钟定在5点，但4点多就醒了，却还是没有看到相关消息。情急之下，吕宏军给正在巴西参会的同事发了一个短信。对方回信后，他稍稍宽心——嵩山的项目排在第14个，前面项目稍有延时，所以嵩山项目再次推迟半天。
早晨7点左右，守在电视机前的吕宏军跳了起来，踢翻了面前的茶杯，也吵醒了还在睡觉的老婆孩子——他终于看到了“申遗成功”这几个字。
早晨9点多，好消息终于传递到了观星台前的广场上。鞭炮、锣鼓响了起来，气球升了起来。关了店门，刘晓东带着自己9岁的闺女看起了“比过年还热闹”的表演。
晚上，漫天的烟花在这座中原小城绽放。40多岁的吕宏军刻意离开家人，一个人站在喜庆的人群中，仰头看烟火。他后来说，当时不是看烟火，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悄悄地流一次泪”。
从50米到330米
刘晓东出生在观星台南门外200米处的一个小院子里，在离观星台更近的告成镇小学上过学。2000年，21岁的他在这里娶了邻村的姑娘张晓丽。随后，他的女儿出生在了这里，后来同样也在告成镇小学读书。
2007年9月，刘晓东一家6口从观星台前的小院子里迁出——两个月前，登封市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观星台周边环境治理工程的一部分，告成镇告成村300多户共1000多人陆续从自己的祖居内迁出。
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物，不仅要保护好文物本体，同时还要采取措施治理好与其相关的背景环境。这与中国的国情差距较大：受人口增长、早期无城乡规划的客观影响，登封市的很多历史文物，已被民居和工厂淹没。
对古城登封而言，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任务。
吕宏军参与制定了申遗文本。在申遗文本里，为确保申遗成功，登封市的治理范围从最初的50米，逐渐扩大到了100米、150米，最后到了中岳庙两侧的各330米。
在一次访谈中，登封市主要领导特别指出，嵩山申遗的环境整治，除69处是公共单位之外，剩下的都是群众住房。申遗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更离不开这1349户因环境整治而必须搬走的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是这个城市为申遗做出牺牲最大的一个群体。
拆迁难度最大的当属中岳庙一带。当地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职工，自发组织了200多人的申遗宣传队进行动员。最终，这个被村庄包围多年的五岳中最大的道观恢复了昔日的神采。
在观星台，告成镇小学也需要另迁他处，原址被调整为绿地。刘晓东女儿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学校迁到一公里外的新址时，她需穿过三个公路十字路口才能到达学校。担心孩子的安全，刘晓东只好用摩托车接送，一天6趟。
登封市民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没有白费。
8月1日这一天，登封申遗材料的讲解用了大约10多分钟。大幅照片一幅幅地放过后，大会主席请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委员对此发表意见。会场内一片寂静。半分钟之后，爱沙尼亚代表开口：“爱沙尼亚完全赞同将此列为世界遗产目录。”全场随即响起了掌声。
出发前，登封市申遗代表团特别准备的30多个问题，一个也没用上。
千年文物之乡
登封之名，为登山封岳之意。在登封，这样的名称随处可见。观星台所在的告成镇，告成二字，意为大功告成之意。
登封的历史，可追溯至尧舜禹时代。丰厚的历史积淀，让这里随便拿出一件文物都响当当。登封人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首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大省河南独享13个名额，而登封占有5席。与其他一些省份相比，登封“富可敌省”！
其中，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三座汉阙的序号分别为前1、2、3号。阙，是一种安置在宫观、城池、陵墓前，代表大门的一种标志性建筑，唐以后已不再修建。这是中国最早的三座庙阙，同时也是中国大地上现存年代最早的古建筑。
建筑界有一个趣闻：一位建筑大家在河南博爱一处关帝庙考察。快到时，远处扫了一眼建筑样式，他非常肯定地说这至少是元以前的建筑。到了庙前，前面立着一个大石碑：民国5年造。
这个用来教育新学者要治学严谨的趣闻同时也说明，河南是个古建筑大省，官式建筑手法与河南的民间手法有很多区别，并在这里互相交融，大放异彩。
吕宏军的父亲早年曾做过一段时间文物保护工作。小时候，吕宏军曾经跟随着父亲在山间的古建筑群里游玩。第一次从父亲嘴里获悉，登封最早的砖木建筑嵩岳寺塔距今已有1400多年时，他用自己的小指头数了半天。
中国建筑大多采用砖木结构，一般的寿命也就在100多年，但登封这块土地上奇迹般地留下了从汉至今2000多年来的各类建筑。
为了书写地方志，吕宏军收集资料时发现，在大规模毁坏古建筑方面，人比地震更厉害。近现代最为知名的两次登封古建筑蒙难事件为：1928年，为了报复少林寺和尚帮助对手，石友三放火将少林寺烧毁；1966年，少室阙的西阙被破四旧红卫兵推倒，并直接惊动了周总理。
好在，登封历史上也从不缺乏保护文物的故事。文革时期，破四旧的红卫兵拉了一卡车炸药去炸有千年历史的嵩岳寺塔。登封市第一个文物专干宫熙劝阻不成，偷偷地向附近的村民求助。村民上前交涉，理由一是当时住在嵩岳寺塔的农民为贫下中农，不能让他们没房子住；二是炸飞的东西砸坏附近村民房屋怎么办。这个理由说服了红卫兵，但是他们转奔附近的老母洞，将其炸为一地碎片。
还有一些故事亦真亦幻：一群红卫兵拉倒了中岳庙主神。此后，其中一个姓张的红卫兵拉着中岳庙主神的头颅走了几公里，批四旧。一年后，张悄悄死在县委大院的水井内，尸体浸泡多日后被人发现——众人感慨，中岳神很灵，不仅让他死了，还让他死后留下“祸害人”的恶名。
资源之城的新起点
事实上，申遗，还是登封这座中原古城的新机遇。
拆迁时，刘晓东和父母的两处院子换回了12万余元现金。随后，这些现金换回了一公里外的一处商品房。21岁至今，刘晓东卖了10年的鞋子；此前，他的父母已卖了15年。这是他们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登封，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选择。如果家中没有生意，人们大多会进当地的煤矿和冶炼厂。前者比较危险，后者有很大的污染，且更加危险——冶炼厂内的高温硅铁水，见水就炸。刘晓东的一个同学因此失去了双腿。
刘晓东回忆，小时自然环境也好。门口的观星台里有很多高大的松树，上面还有一些松鼠。
现在，拉煤车太多，周边的小冶炼厂太多，空气大不如前。
2008年，登封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0。15亿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6。51亿元。其中，旅游总收入为25亿元，仅为地区生产总值的近10%。作为一个文物大市，这样的旅游收入，显然未达期望。
从安全和环境因素考虑，从工业向旅游产业转型，已是这个中原古城的渴望之一。
1987年，中国开始申遗。刚从北师大历史系地方志专业毕业的吕宏军，到河南省嵩山管理委员会工作。他被领导安排写一份申遗材料。吕宏军写了一个材料，但因对申遗的目的和作用认识不足，再加上需要几十万元经费，最终搁浅。大约从1995年开始，登封的申遗工作被人大代表们年年提起。调至办公室工作的吕宏军，则多次将其写入政府年度工作计划。
这一刻，申遗的经济效益已开始显现——申遗成功，将会大大扩大原有景区的知名度。一些此前仅在一定范围内知名的景点，很快就会上升为国际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就登封而言，稍远一点的成功范例，是山西平遥；近一点的，则是洛阳的龙门石窟。
平遥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而至500多万元；龙门石窟2000年申遗成功后，门票收入“连续翻番”，申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多万元，2005年门票年收入则达到6000万元。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申遗也是一把双刃剑。和现在的文本比起来，吕宏军当年草拟的那个文本根本不合格——“现在的申遗文本，一个主要审查点是管理承诺。地方政府必须承诺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物实行文本所规定的特别保护。”
登封的本次申遗文本，广受评审专家好评。其内容已经细致到多长时间监测一次周边噪音、大气、水文、气候状况；每个景区最多可以容纳多少游客。
吕宏军说：“以登封的观星台为例，全部区域最多可容纳1490人。其中，文物围墙内最多111人；观星台台体之上，则最多是8人。超过这一数字，将立即采取控制措施，保证游客和文物的安全。”
世界的嵩山
少年时刻，刘晓东和伙伴们曾经在观星台周边的院墙下用粉笔写下心意女孩的名字。此刻，村里制订了一个保护观星台的乡规民约。这个条约规定：“不要吐痰、不要随意摆放生产、生活用具，不要强行和外宾合影”。
申遗过程中，观星台附近的一家冶炼厂被关闭。尽管旅游人员并没如最初想象的那样增加太多，但空气好了许多，观星台周边因此成了一个散步的好去处，这是刘晓东和邻居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看到报纸上“申遗成功将带来大量国际国内游客，拉动当地居民收入”的消息时，刘晓东笑了笑，他现在还不太相信这一点。在告成镇，几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目前来观星台的游客，多是前门进，后门走，从未在这里买过东西。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呢？考虑片刻后，他谨慎地说：“真到了那一天。我就把鞋店的一部分改成旅游商店。靠近观星台，那我就卖一些有意思的天文商品吧。”
刘晓东最新的计划是：因为多年忙于做生意，登封的这8处11项世界文化遗产，他还有几处没去过。他打算找个合适的时间，带自己的9岁闺女去一趟，看看家门口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登封，吕宏军有“登封司马迁”之称。获得这个称号的主要原因是：司马迁父子两代修史，他和他的父亲则先后担任了这个城市的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2008年，他主持编撰了420万字的登封市志，这是迄今为止河南省字数最多的一本地方志通史。修订这本地方志时，吕宏军尽可能地搜集了当地毁损或保护文物的事。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他不凭空赞美他人，也毫不隐讳肇事者的名字。参与申遗文本撰写时，他和自己的同事商量——今天的申遗文本制定的越详细规范，明天这些经历千年风雨的古建筑就能被保护得更好。
吕宏军认为：“我们只是这些古建筑的托管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嵩山历史建筑群，在地域上是我们的，但绝不仅仅是登封的，它同时也是中国的、世界的。我们今天这些登封人能做的，只是将其完整地移交给下一代。”
“2010年8月1日7时43分，登封市“天地之中“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8月1日这一天，吕宏军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一行字。他说，下次修订地方志时，他还将写下这一笔。